领衔的“青绿山水”主题展览,名作《千里江山图》得以再次全卷展开,与公众见面,院方并以此为主题举办了学术研讨会。

由于真伪争议,《千里江山图》成为跨年度热点。为此,2018年5月,北京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又举办了《跨千年时空看〈千里江山图〉:何为历史与艺术史的真实》为题的论坛,这是一场真正以论辩、论战为主题的研讨,最后形成会议论文集,我有幸参与其中。

伴随问疑和论辩,余辉老师又以问答形式在《中国美术》杂志(双月刊)上,从2017年5期到2018年6期,间断连载了对《千里江山图》各种疑问的答复,最终汇集成书,即《百问千里——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卷问答录》。

真金不怕火炼,真迹不怕问疑,最终,问疑方提出的各种疑点,全部被直接证据、间接证据、常识和逻辑分析解决和否定,达成“疑问枯竭”,直至休战。

本文结合此前的一些疑问,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我的观点,对围绕这件作品的创作背景和流传再作梳理。一些细节问题,还有很大研究空间,其实本文也是给大家一个读画和思考的提纲。

首先,画卷上并没有画家王希孟的题款,这在当时是常见现象,或许王希孟会像范宽的《溪山行旅图》一样,题在画中某个树丛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发现,但不一定有收获。

其次,原卷仅蔡京题跋提及作者叫“希孟”,应该是作者的“表字”,宋元文献和画卷本身上都找不到“千里江山图”这个名称和作者的姓氏。今天能够找到的最早的名称与作者姓“王”来自于梁清标为此图题写的外签(图2)。

真实的古代书画手卷的流传,由于不断磨损,最容易被破坏的就是外签。古书画在重新装裱的过程中大多会根据前一次装裱破损的外签重新题签。

1、周密,《齐东野语》卷六“绍兴御府书画式”条:高宗所访求的法书名画,“凡经前辈品题者尽皆拆去”“如有宣和御书题名,并行拆下不用”。

2、王世点《秘书监志》记载,延祐三年(1316)三月二十一日,仁宗在嘉禧殿下旨:“秘书监里有的书画无签贴的,教赵子昂都写了者”。

元内府的书画,如故宫博物院藏《天历本兰亭序》,后面有宋濂题跋,或为移配,称外签为赵孟頫所题,但保存到今天的元内府书画,赵孟頫题签已经荡然无存。

古人的做法,在今天看来可能觉得很“不规范”,今天的食品、药品可以打上二维码,出了事故很容易溯源。古书画留存到今天,绝大部分流传记录是不完整、不“规范”的。

对待历史问题,不能因为古人“不规范”不打二维码,就判定一件具有广泛共识的传世名作为假冒伪劣。我们只能用古人的规范、常规去考察古人,质疑广泛共识应有充分证据,推翻旧的广泛共识应基于新的广泛共识。

一般来说,没有无利益、无动机篡改原名原作者的冲动,尤其是所谓“改成”或“随意命名”的“王希孟”在宋元明清时期并不知名,不能产生重大利益,且《千里江山图》由梁家家藏传世,并无谋利意图。

如果没有充分证据,我们应该认为梁清标是按照当时一般程序更换的外签。原来的外签上一般还会有作者生平、重要收藏家、重要题跋者等信息,宋荦诗中又提示王希孟二十余岁早卒的信息,可能也是来源于梁清标更换之前的外签。这是当前证据和逻辑条件下最合理解释。

关于《千里江山图》的宋代文字信息,今天仅存蔡京跋一段,共77字,通过痕迹分析,这段“跋”的破损纹理与卷尾并不协调,而与卷首一致,原应放在卷首,应该称为“题”。余辉先生通过与蔡京其他可靠书作逐字比较,这段题跋真迹无疑,可参阅《百问千里》。

而这77字,又可以分成二三十个关键词,逐一详细、全面的考释和引申。由作品年款检查整个时代,再由整个时代来检查作品。

“政和三年(1113)闰四月八日赐。希孟年十八岁,昔在画学,为生徒,召入禁中文书库。数以画献,未甚工。上知其性可教,遂诲谕之,亲授其法。不逾半岁,乃以此图进。上嘉之,因以赐臣京,谓:‘天下士在作之而已。’”

这里有画学、画院、神童、文书库等多个制度,以及王希孟的身份、入学年龄可以考察。

崇宁三年(1104),宋徽宗创立画学,独立校史6年(1104-1110),后并入翰林图画院17年,至北宋灭亡。对应科举制度,画学3年一届。包括入学人员身份、学业、考核、升等、赐官以及在学期间的生活补贴,画学都参照太学法管理。

从身份上说,能进入画学,也就相当于进入太学,需要有品官推荐,王希孟家境至少是世家子弟。

从年龄上说,1113年,王希孟十八岁,画学校史6年,对应王希孟九岁到十五岁,从年龄上看,应该是画学第二届,即1107到1110年,王希孟十二到十五岁时期。

十五岁画学毕业,可以直接授官赐服,但只是寄禄官,要到二十岁才可以得到差遣,也就是实际官职。所以由画学召入禁中文书库应是一个过渡性质的身份,方便得到徽宗亲授。

按赵孟頫为五兄赵孟頖所作圹志,赵孟頖十四岁承荫,十七岁就获得了免铨试直接注官资格,虽然岳父是吏部尚书,也必须要等到二十岁才能获得“知镇”的差遣。赵孟頫“未冠,试中国子监,注真州司户参军”,太学毕业时也还未满二十岁,只得到注官,直到宋亡未得实际差遣。而入元后与赵孟頫一同参议钞法的叶李,南宋时二十岁才入太学。王希孟十五岁已经画学毕业,应该称得上“神童”和“天才”了。

因为自己不是天才而怀疑天才,这是不对的,有未冠就毕业的,也有及冠才入学的。宋徽宗至迟到崇宁时期,二十岁出头,就已经开宗立派,瘦金体非常成熟了,作品有“崇宁通宝”钱(图3)、《楷书千字文》,王希孟画学毕业,得到宋徽宗亲自时,宋徽宗也才不到三十岁。陈丹青先生解读《千里江山图》认为王希孟必须是十八岁,长几岁小几岁就不会有《千里江山图》,成熟年长的大师多做减法,即取舍、概括,而王希孟在做加法,体现出年轻人独有的雄心和细心,我认为说得很到位。

王希孟“数以画献,未甚工。上知其性可教,遂诲谕之,亲授其法。”应在十五岁到十七岁期间;“不逾半岁,乃以此图进。”应在1112年秋到1113年春,算上后边的装裱时间,1113年成画、御览、赏赐蔡京。

从蔡京对王希孟的称呼,王希孟与蔡京应是很深关系的晚辈;献画后徽宗“因以赐臣京,谓:‘天下士在作之而已。’”语气近似于对“家长”说。

蔡京后来的结局非常凄惨,钦宗上位后被贬岭南,客死潭州,再被查抄,子孙流放,《千里江山图》应该再度入宫。靖康元年十二月(公历已到1127年),宋钦宗正式投降金国,《千里江山图》又一次面临去向问题。

直到本世纪初,对于由北宋末到清初的500多年流传,一直混沌不清。收藏印的解读是认识《千里江山图》流传的关键。

卷首“三希堂精鉴玺”下叠压一方印,漫漶不可识,由于《石渠宝笈》的错误著录,长期被误认为是“缉熙殿宝”印(图4);

卷尾“寿国公图书印”《石渠宝笈》未释,直到2017年才由吕晓和王耀庭破译(图5)。

图5,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左、中)和范仲淹《道服赞》(右)上的“寿国公图书印”

此前,《千里江山图》一直按照北宋宫廷散逸、南宋入理宗内府、入元由溥光收藏推测。

但是“寿国公图书印”被释读出来,让这个推测发生了动摇。“寿国公图书印”是金国宰相高汝砺(1154-1224)的印章,高汝砺1220年封寿国公,1224年去世,从高汝砺流到宋理宗内府就非常不合理了。

而且,这件东西还有溥光的题跋,他十五岁就看过《千里江山图》,按今天较准确的资料,溥光至迟生于1240年,故溥光十五岁不晚于1254年,此时宋蒙尚在敌对,宋理宗且健在,其收藏不可能到溥光眼前。

显然,对相对清晰的“寿国公图书印”都漫漶不识的《石渠宝笈》编写者,辨认“缉熙殿宝”的能力是不可靠的,卷首“□□殿宝”需要重新释读。

图6,《千里江山图》上“□□殿宝”与黄庭坚《花气熏人帖》上“缉熙殿宝”有较大尺寸差异

实际上,此印尺寸与“缉熙殿宝”已有不可弥合的差异(图6),黄庭坚的《花气熏人帖》上测得“缉熙殿宝”并不方正,右高53.9mm,左高54.7mm,均值54.3mm,《千里江山图》上测得“□□殿宝”高59.1mm,这个尺寸差别远远超出了材料的弹性范围,是完全不同的印章。

原图底色黯淡,经特殊的图像处理,强化磨损、破损痕迹和印色,目视效果相对清楚(图7)。

处理后,“殿宝”二字已了无疑义,由于原件在递藏中存在较严重的漏盖、渗化、磨损和破损,前二字大部分细节已经泯灭,识别中需与原图和原作反复对勘,了解痕量物质的存在,排除磨损、破损痕迹的干扰。

第二字,左侧偏旁为“礻”,字典下共一百一十六字,“礻”“口”组合仅有“祏”“祐”“祜”“祒”“祫”“祮”“祰”“禧”八字,以“禧”字字形最接近,最祥瑞。联合第一字,从图像、文字、字义释读的角度以“嘉禧”为最佳组合(图9)。查宋、金、元、明四朝宫殿名称和字形,除“嘉禧”以外,尚无与以上图6、7、8近似者。

当然,这个印还有另外的释读,如宋高宗吴皇后的“康寿殿宝”,见仁见智,这是正常现象。正是这样的差异,以及《石渠宝笈》的错误释读,说明在图像处理以前,乾隆、石渠宝笈著录者都不知道这个印是什么印,盖“三希堂精鉴玺”的太监甚至不知道这里有印,当然梁清标也不可能知道。

梁清标作伪说存在一个悖论,他不可能伪造一个自己和他人都不知道的偏门印章用来欺骗自己和继承遗产的家人,从逻辑和动机上都说不通,所以这个印一定远远早于梁清标,《千里江山图》不可能是梁清标作伪。

1、篆字字形还原,“嘉禧殿宝”贴合度更高,尤其是“嘉”字“吉”头的“口”字高度贴合,难以容纳“康”字中间的“田”形;还有“禧”字左边的“礻”旁,两横三竖,至少有三笔是清楚的,“禧”字右下的“口”字也是高度贴合。

2、风格上,“缉熙殿宝”屈曲盘桓,正是赵孟頫《印史序》中批评的“新竒相矜”“不遗余巧”,和吾丘衍(1272-1311)《学古编》中所谓的“妄意盘屈”;“嘉禧殿宝”强调篆法的标准和书写性,赵孟頫所谓“汉魏而下典型质朴之意,可仿佛而见之矣”(图10);元代中期的“皇姊图书”印虽然刻手执行不佳,但篆书是规范的“说文”篆,没有“妄意盘屈”,仍然是受到赵孟頫审美的影响。

3、《千里江山图》保留了“六贼之首”蔡京题跋没有裁掉,这在“凡经前辈品题者尽皆拆去”的高宗时期,是难以想象的。

因此,以下按照“嘉禧殿宝”释读,《千里江山图》上的蔡京跋要保存下来,最安全的路径是北宋灭亡后解送到金国,再流转到宰相高汝砺手中。

溥光在大德七年(1303)题跋《千里江山图》时称“予自志学之岁,获观此卷,迄今已近百过”“一回拈出一回新”,故溥光是高汝砺的下一任藏家(图11)。

高汝砺为应州金城人,溥光籍贯云中(今大同),地理上同属大同盆地,两地仅100余里,相当于北京六环直径。良好的交通条件,为高汝砺到溥光的传递创造了良好条件(图12)。

溥光在元初地位就非常高,“世祖皇帝尝问宗教之原”“至元辛巳(1281),赐大禅师之号,为头陀教宗师”,由翰林学士承旨阎复为写《大都头陀教胜因寺碑记》。“圣上(成宗)御极之初,玺书、锡命加昭文馆大学士”,按任士林的文章,溥光加“大学士”至迟在大德二年(1298),大学士跟承旨一样,是馆阁学士的最高品位。元代朝廷崇佛重道,僧人非常富有。而溥光所交往的都是一时名流,他的收藏眼光受到张之翰、程钜夫等官员的赞叹。

在溥光的众多交游中,早期交往以王恽最重要。王恽的祖、父与高汝砺同朝为官,《秋涧集》中除了四次记载高汝砺三件收藏的三个分散渠道以外,与溥光的赠诗亦有多首,《玉堂嘉话》还记载了其与溥光观、论柳公权书。

从存世诗作看,溥光早年大部分时间是在山西大同度过的。清《大同府志》收录的《初出云中》一首,道出了他“乍出嚣尘”的喜悦,由此,溥光十五岁初次看到《千里江山图》的地点更可能就在大同;又《将归望云中喜而有作》一首,溥光离开大同后还经常回归。

天时、地利、人和、财富、眼明,《千里江山图》从高汝砺家族到溥光,至少,但远不止于,有四条以上高概率藏品传递路径,并再次否决了金末回归“缉熙殿”的可能性。

嘉禧殿是隆福宫建筑群中的一个配殿,在元代历史上最显赫的是元仁宗时期,元仁宗即位前的潜邸就在这里。即位后,这里仍然是处理政务、读书、赏画的主要场所,李衎、商琦、唐棣、王振鹏(图13)等人甚至还曾在这里作画,相当于清朝乾隆皇帝的养心殿三希堂。

赵孟頫与元仁宗、与嘉禧殿渊源很深,大德二年,赵孟頫奉太后诏到隆福宫写经,少年元仁宗即每日到隆福宫侍奉太后,建立了师友之谊。大德十一年,针对卜鲁罕的政变成功后,仁宗与武宗相约“兄终弟及,叔侄相代”,立为皇太子,即召赵孟頫赴潜邸。后来赵孟頫献《五牛图》(图14)、写宫词、题签书画等活动都与嘉禧殿有关。

文献可查的溥光最晚活动记录为延祐四年(1317),见《松雪斋集》卷七《贤乐堂记》,溥光奉元仁宗敕,书“贤乐之堂”匾,可见君臣之谊。是年溥光不低于78岁,其藏品的转移和散失也当在此前或此后,能得“江山”者不言而喻,“嘉禧殿宝”的主人正是元仁宗。

元仁宗毁弃了“叔侄相代”的约定,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即后来的英宗,为元代由盛转衰埋下祸根。元英宗在至治三年的南坡之变中遇害,元朝由此陷入混乱,十年间帝位七易,《千里江山图》在整个明代300年间销声匿迹。

我们无法复盘由元仁宗到梁清标的过程,但这种长期秘藏的现象在鉴藏史上仍然是常见的。梁清标收藏后对《千里江山图》进行了重装,奠定了今天看到的装裱格局:

1、将蔡京题字由卷首移到了后隔水,这个在南宋初期看来并不重要的题跋,500多年后就非常珍贵了,移动到卷尾,能得到更好的保护;

2、原来卷叠在画卷中的溥光题跋被接裱在蔡京题跋之后,折叠痕迹依然清晰,“冬十二月”的“二”字即被折痕断开;

《千里江山图》在梁清标手里,先后被顾复著录到《平生壮观》,宋荦写了《论画绝句》,记录的应是装裱前后能够得到的第一手信息。

梁清标去世后,他的藏品被子孙散出,最后在乾隆时期进入内府,著录在《石渠宝笈初编》,下限也就是1745年。

辛亥革命后,溥仪退位。由于担心最终失去皇宫,溥仪于是以赏赐的名义,将大量书画偷运出宫,后被转移到长春伪满皇宫的小白楼,这中间就有《千里江山图》,时间是1922年11月25日。1945年抗战胜利,溥仪出逃,小白楼文物遭到哄抢。新中国成立初,《千里江山图》到了靳伯声手中,辗转到他的弟弟靳蕴青,又由当时的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以一万元价格收购,1953年1月,拨交给故宫博物院。

由于年代久远,《千里江山图》的每次展卷都存在掉色、断绢的风险,此后总共只有1953年、1978年、2009年、2013年、2017年五次出库展览,2017年的展览,是以“青绿山水”为主题的展览,得到最高规格的待遇,也激发了大众对古代书画的热情和传统的回归,种种因素,促成了今天的青绿热潮。

政和三年(1113),王希孟画成《千里江山图》,流传至今已909年,传之千年是毫无问题的,衷心祝愿《千里江山图》能够延年益寿,迎来第二个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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